痛恨特权该不该拿李天一来祭刀？

本文9月4日首发于蚌埠李律师新浪博客

    特权横行的时代，痛恨特权，是再也正常不过的现象。我也痛恨过特权，现在也一直反对着任何形式的特权。但我觉得反对和痛恨不应该是一码事。反对是对人对事表达自己的不同或相反的看法，是包含有理性也应当有理性的；痛恨是否还能理性，对此我不敢确定。从李天一案的舆论，将人家一家三口人由里至外羞辱谩骂个够还不觉得过瘾来看，这种对特权的痛恨是缺失理性的。尤其是不容其中有任何反对、质疑的声音存在，否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在“触犯众怒”。 
    李天一被公众五花大绑扔到痛恨特权的这块刀俎上，有其深层的原因。富二代、官二代（几乎快要成为特权的代名词）的不良影响等等，人所皆知。之前因劳教被关注就是一次预演，劳教结束后仍不知内敛，直至彻底引发众怒，自家信用也彻底破产，人们再也不相信这家人的所言所为。人们不再听其申辩（尽管梦鸽的每一次申辩都会被编排成茶余饭后的笑料），只想看到结果，严惩李天一，就意味着普罗大众在与特权的较量中胜出，就意味着天下从此再无特权。李天一则成为这场棋局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棋子，是否真的有罪不重要。
   也尽管，无论李天一被劳教还是这次涉嫌强奸，都还没有表露有特权干预的迹象，仅仅因李将军家的特殊背景，人们已迫不及待要对特权重击了，而不管最后是中了十环还是脱靶。
    我反对特权，因为特权横行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特权下的牺牲品。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成为个案中的特权者，对其他人而言就可能是加害者。对这个道理，我们都应是心知肚明。孩子从上幼儿园起，没有特权的我们就开始寻找与特权的结合，以便孩子进入一流学区。如此，便出现这样一种场景，一边我们在涉及个人的特定事件上努力地寻找特权关照，一边我们却在他人的事件上，如李天一案，对特权表现出反对直至极度地痛恨。
    我不反对痛恨特权，但不能打着特权反特权。正如网友甄西月在其博文《谈妓女以及卖淫嫖娼》中所说，“我赞赏那些不谈价钱抵制非法拆迁的，反感那些漫天要价的；对于强奸受害者，我赞赏那些勇于报案的，理解那些为了名声沉默的，反感那些敲诈勒索的。”一边漫天要价，一边反对强拆，与打着特权反特权，其居心恐怕多少都有些令人怀疑。
    也不能已所不欲却施加与人，为反特权而竟至反对任何言行。试想，谁家亲人遭遇如此困境的时候，其家人不是、不该鼎力相助？难不成帮着公检法尽快将其定罪处罚？（也只有文革时这么干过）
    我更不反对对特权出重拳，没有特权的社会才会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享受到公平公正。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才能理性地反特权？拿李天一来祭刀，打中特权这个靶子的胜算有多少呢？万一脱靶又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打中特权的靶心？
    在我看来，痛恨特权冲着李天一而去，未必会上靶，更莫说十环的高标准。因此前李天一被劳教，我没有看出李家有动用特权，否则劳教这种惩罚在特权阶层算多大的事呢？莫说李将军，一个乡长恐怕都搞得定。
    欲打中特权的靶心，绝非那么简单的事。特权现象，说白了就是权贵阶层游离于现行法律制度约束之外。至少，很多时候，他们不受法律拘束，或者在法律面前享有特权。体制不改，在熟人社会、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下，分分秒秒特权现象都可能会发生。
    因此，如真的反对特权，我们应该努力促使将一切纳入法治轨道，依法治国、依法治权才是解决之根本。在这个过程中，也确需要舆论的积极参与。但失去理性的痛恨形式的参与，很容易背离法治之道，而将反特权的本意带入旁门左径。 
    就在昨天，还有人发布长微博（作者不详，请见谅）《梦鸽为儿子“豁出去”是在钢丝上独舞》，其中就有一句话：“会有法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判李天一无罪，除非他不想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