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请守护我的权利

    记不得是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至少应当有三个朋友，一个是牧师，守护你的信仰；一个是医师，守护你的健康；一个是律师，守护你的权利。想来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后两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必有信仰，但健康与权利无论如何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健康，纵有千万家财，亦食宿无味；没有权利，难不成甘当奴隶？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恐也寥寥吧？如此，我们抛开信仰不谈。但谈及权利与健康，则是个人常常要关照的。健康可经常挂在口头上，并敢于大声表达；权利虽不是经常体于言表，却也是深入骨髓，潜藏于个人内心最深处，这是人之天性使然。健康与权利两相比较，显然后者分量更重。原因其实很简单，连权利都没有、都被剥夺了，健康甚至生命又岂非随时可被侵夺？ 
    当健康出现了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医生。并急于求医问诊，以便早点结束痛苦。对医生的言行，也就深信不疑，言听计从。这其中原因，除了自古以来社会赋予医生的“救死扶伤”这一道义称号之外，就是病患对医学的无知或知之甚少，不得不求乞于医生。
    而当权利受到了侵害，人们的表现与上述健康出现问题是有所不同的。身体的伤痛能够直接感觉到，迫切需要解决，否则就会影响生活。权利被侵害，也是一种伤痛，对这种伤痛的感受，是为权利感情。只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种权利感情，或不能准确表达。或疏于表达，尤其在轻微的侵害之下（犹如患有感冒，有说不治也可痊愈），往往不予计较。不予计较，不仅仅是一种处世之道，法律上也有课予权利人对相邻人的行为有负有适度的容忍义务。而超过容忍限度的侵害，则没有容忍义务。
   当人们对其权利的侵害不再容忍的时候，权利感情就被唤起。犹如患病，只是感觉到权利感情受到了伤害，个人尊严受到了挑衅，而不是来自身体的某个部位。同样都是一种伤痛，都需要救治，通常都不会容忍其持续发展下去，而亟待解决。此时，身处现代社会之权利受到伤害的人，就会从外部寻求一种力量，能够救治这种伤害的力量。诉诸司法机关，要求公正公平处理，恢复或补偿其被侵害的权利，并要求司法机关据此作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确保其权利得以恢复并在将来具有稳定性。这种力量，显然来自于国家公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因国家负有保护其公民的义务。但这种力量不是无缘无故就会发生，因自古以来就有民不举官不究之说。而民有举之后，也不必然会发生所预期的结果。尤其在现代社会，诉讼的复杂性，法律的专业性，普通人恐难以胜任。有理并不当然打遍天下。此时，人们往往就会寻找律师。犹如如生病求医：医生，请守护我的健康。
    律师，请守护我的权利！这就是人们权利受到伤害求助于律师时内心的真正呼声，与请医生守护他（或她）的健康一样。此时，人们一样渴求尽快恢复或受到补偿或赔偿。这种心声，在刑事诉讼中尤为强烈。真正的犯罪也好，被冤屈的也好，趋利避害都是人的本能。被刑事追究的人，都更渴望得到律师的救助。律师的介入，不仅仅给其带来专业的价值，守护其权利，而且也会给其带去心理上的抚慰、精神的慰藉，使其意识到自己没有被亲人、被社会抛弃，自己并不孤单。有的时候，这种精神的抚慰，作用甚至会超过律师专业价值本身。
    律师，就是为守护公民权利而生。当有人发出这种呼声：律师请守护我的权利之时，作为有幸受托的律师，也请不要辜负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与所肩负的律师使命，要做到如德高望重的医生守护患者的健康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