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上访者被打死亡 警方称其因病死亡
财新《新世纪》 记者 任重远
今年55岁的张耀东，后半生因上访而改变；而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似乎有些偶然。
11月6日上午，身处北京久敬庄信访分流中心的张耀东接到姐姐张耀花的电话，得知当地法院已答应尽快解决问题。他收拾行囊，在当日下午1时许登上一辆将驶回平顶山市的面包车。上车之前，当地控访人员甚至还轻松地跟他开着玩笑。
一小时后，张耀花接到同车访民王月琴的电话，“耀东被‘黑保安’打休克了！眼看就不行了。” 张耀花赶紧联系其他家人，赶赴北京。7日上午到达北京后，才得知张耀东已经身亡。
此时，距离张耀花、张耀东姐弟因为一起案件开始上访，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上访者张耀东之死，正值十八大开幕前夕。巨大的维稳压力下，平顶山官方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很快与家属达成协议：当事人为病亡，家属接受巨额赔偿，案结事了。
悲剧前的时光
11月6日凌晨2时许，正在北京市丰台区某浴池住宿的访民王月琴、米春霞和黄银焕被民警叫醒，送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她们都来自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此前已经上访多年。
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是国家信访局针对各地来京访民设立的集中劝返分流场所，故也被称作信访分流中心。根据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不得拦截进京上访群众。那些到北京的重点和敏感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下称“非访”)的访民，都要先送到久敬庄，然后集中分流劝返。
王月琴等人这次并未“非访”，只因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召开，为确保“稳定”，她们也被劝返。当地控访人员迟迟未到浴池接人，派出所民警便将她们先行送往久敬庄。在那里，她们见到了平顶山市湛河区的访民张耀东，他于凌晨1时左右被送到这里。
作为来自同一城市的常年上访者，王月琴等和张耀东早已彼此熟识，几天前，还曾互相通过电话。他们约好，鉴于十八大期间比较敏感，就不去有关部门填写信访表格了，只在北京暂住几日。
首都早已建立了严密的控访和维稳体系，那些上了“黑名单”的老访民，一旦在北京的宾馆旅店落脚，他们的行踪就会被反映到控访部门那里。张耀东他们对此心知肚明，选择敏感时期到北京走一趟，就足以给地方政府以压力。
据王月琴等回忆，张耀东当天西装革履，深灰色羊毛衫外面套了一件红灰方格衬衣，看起来心情不错。对于上访问题的解决，张耀东颇有信心，他盘算着等赔偿款到位，便有本钱继续经商。这次来京，也想顺便考察下项目，为新生活做准备。
当天上午，张耀东果然接到姐姐张耀花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得知当地法院已答应尽快解决赔偿问题，承诺返还的房子，也将于近日办理过户。
下午1点半左右，湛河区接访负责人乔国庆带着一名警察来到久敬庄信访分流中心大厅，让张耀东收拾东西，回平顶山。
王月琴等人清楚地记得，当时现场的气氛很友好。乔国庆用胳膊勾着张耀东的脖子，不断打趣。那名警察也轻轻地踢了张耀东一脚，调侃他这次非常划算，除能拿回一处房子，还有现金赔偿，他很快就能再次发达。
乔国庆等人离开几分钟后，大厅内又进来了一男一女，南阳口音，自称是“省政法委领导”。他们安排王月琴等三人登上一辆金杯牌面包车，张耀东当时已经坐在了最后一排。
张耀花等人介绍，那些负责将访民押送回家的，大都是“黑保安”，他们喜欢自称“省政法委”或“省公安厅”的。
随后，乔国庆及其带的警察，自称“省政法委领导”的女子都留在了分流中心。另一男“领导”则上车，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上。米春霞坐第三排，王月琴和黄银焕坐第二排。连同司机共坐了六人的面包车，就此驶离久敬庄。
车内惨案
车子启动十余分钟后，王月琴称，最高法院立案庭已经同意接见她，故不愿现在回去，否则就要跳车。她和米春霞还给押车男子看信访材料和当地控访方人员发给她们的短信。该男子让司机停车，称先打电话请示领导。
车子再次开动后不久，驶到一座立交桥后停车。上来一胖一瘦两名二十岁左右的男子，要求他们把手机交出来。王月琴当场拒绝，称手机是私人财产。张耀东则要求他们出示执法证。
瘦男子开始辱骂王月琴，并动手扇她的耳光。胖男子则开始殴打张耀东。
当时，面包车门紧闭，车内的人无法出去，呼喊声也传不到外面。王月琴一边用手抵挡，一边用力敲着车窗求救。米春霞回身试图将王月琴和瘦男子隔开，瘦男子就转身到后排一起打张耀东。
据王月琴等回忆，殴打持续了十多分钟。期间，坐在最前面的黄银焕曾向副驾驶座位上的南阳口音男子下跪，痛哭流涕地恳请他看在同乡的份上阻止殴打。该男子当时也忍不住流泪，让两个打人者住手。
但瘦男子说，“你管什么，这里是北京，只要不打死人，就没人管。”不久，王月琴等即听到后面有人喊“快掐他人中！”，转身再看，张耀东已经昏迷。瘦男子又扇了张耀东两个耳光，喊叫着“真能装，我让你装”，随后也开始慌乱，让胖男子和其他人赶紧急救。他们不断掐人中，解开张耀东的上衣，又从米春霞包里找来速效救心丸往他嘴里塞，却发现已没有了呼吸。
几分钟后，一辆同样型号的金杯牌面包车开到立交桥下，要将三名女访民接走。前述南阳口音男子称，要带张耀东去抢救。三女子要求至少派一个人陪同，被拒绝。三人上了新来的车子。当时，车里还有一位来自平顶山市宝丰县的上访者。
车行不久后再次停下，两位打人者下车，换了三位年轻男子上来。之前，三个女子不敢再多说话，只是尽量注意打人者的体貌特征，发现瘦男子右耳处明显多出一块肉。黄银焕也在心中默记下事发车辆的车牌号，“京_35981”(情急之下，中间的一位字母没能记住)，以及后一辆车的车牌，“豫R1F150”。
三位年轻男子上车后，也曾要求王月琴等交付手机，又被拒绝。三人便不再坚持，口气和善地跟她们说，“大姐，我们就是挣个运费，送一个人500。也是做生意，大家尽量互相配合。刚才那两个人(打人者)，其实我们也恨他们，希望(张耀东)能抢救过来。”
随后，王月琴拨通了张耀花的电话，告诉她张耀东被“黑保安”殴打至休克，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善后重压
张耀花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特别紧张。2012年3月，张耀东也曾于上访遣返途中被“黑保安”殴打，住院治疗后得以康复。她不相信，十八大将近，会发生“打死人”这样的事。
随后，她打电话给湛河区在京的控访负责人乔国庆，得到一句“在医院里”，便无人接听。张耀花开始联络其他亲属，奔赴北京。
11月7日，张耀东家属到达北京，经国家信访局附近一位治安警察帮忙联系，才找到西城区公安分局，得知张耀东已经身亡。
张耀东家属告诉财新记者，当时，该局刑侦大队主管此案的警官告诉他们，经法医查看没有外伤，有几十个人证明张耀东没有遭受殴打，已经排除刑事案件。
当他们引述同车人王月琴等人的话，称有人亲眼目睹张耀东被“黑保安”殴打时，该警官仍说，同车人的证言不采纳，案件已经作为治安案件，转交给治安大队处理。如果经过尸检，发现确实是被打死，可再次转入刑侦大队进一步侦查。
这时，王月琴等三人已经回到平顶山，被“黑保安”交给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得知北京警方的定性后，王月琴将自己被打的伤口拍照，留作证据。随后，三人碰面，回忆当时的情境，共同撰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按上手印后，与照片一起托张耀东的亲戚带往北京。
黄银焕还回忆，到达平顶山后，她还特意问过政府工作人员，押送一个上访者回来是否需要费用500元，却被告知，每人2000元。几天后，她又偶然听到政府人员彼此议论，“这次的2000块钱给不出去了，他们谁都不敢要。”
11月8日，由湛河区一位王姓副区长带队，当地政府、公安、法院系统约三四十人赶往北京处理此事。他们和北京警方一起，带张耀东的家人到昌平区殡仪馆查看了尸体，随后又将他们带到昌平西关附近唐人府酒店住下。
张耀花见到弟弟的尸体时，发现耳朵发黑，曾尝试用手机拍照，遭阻止。张家人被告知，平顶山方面将会同北京警方一起调查此案，要求他们耐心等候。随后，他们被限制在酒店，不许随便外出，尤其禁止接触记者。
张耀东家属后来告诉财新记者，在此期间，区政府工作人员曾经“建议”不要解剖尸体，如果解剖后证明是打死的，他们马上走人，不再讨论赔偿的事，走刑事程序，交北京公安机关侦查，追究凶手责任。如果证明不是被打死的，就属于民事纠纷，政府也不再管。
11月12日下午，平顶山公安局向家属宣布了尸表检验结果，称“死者张耀东尸表检验未见重要外伤，可排除外伤致死；结合案情，不排除其因疾病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份由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病理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11月8日，鉴定所才受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委托，对张耀东进行尸表检验和死因鉴定；11月12日，完成鉴定报告。
据鉴定人彭玉山介绍，西城分局治安处当时只要求做“尸表检验”，没让解剖，法医无法确认明确的死因，才有了上述模糊的结论。
11月13日晚上，湛河区王副区长召集张耀东家属开会，要求其对上述鉴定结果签字认可。张耀东的哥哥张耀西坚决要求解剖，愤而离去。张耀东的女婿、儿子则先后签字。
张耀花告诉财新记者，区政府跟她说，北京警方已经明确表示，十八大期间不许出现一例打死上访者的情况。如果不签字，就不能讨论赔偿问题，也不能火化。迫于形势，她最终签字。
11月14日开始，湛河区官员同张耀东的儿女进行赔偿谈判，并于16日达成一致。就张耀东生前上访案件所要求的经济赔偿及其死亡造成的家庭困难救助事宜，双方约定：张耀东的子女认可“张耀东系因病死亡”的鉴定意见，自愿放弃申请国家赔偿及通过上访等非诉讼方式处理上述纠纷，由湛河区法院一次性赔偿人民币330万元，10日内付清。
张耀花还告诉财新记者，16日晚上，湛河区官员又要求她写具一份“停访息诉保证书”，表示对处理结果满意，否则就将她立即扭送回家，不能参与弟弟的火化。她只得再次签字。
11月17日上午，张耀东尸体火化时，张耀花发现其脸部变形，两眼窝青紫，便用手机拍摄了三张照片，随后被人拦住。张耀花继续哭喊，很快就被拉开，架到车里，带回平顶山市。
上访连环套
导致张耀东姐弟踏入上访之路的，是十年前的一起案件。2002年9月10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张耀东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此，张耀花便走上了为弟弟申冤之路。
之前的1997年，当时是平顶山市东亚蚕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张耀东，与平顶山舞钢市金穗丝业公司产生经济纠纷。张耀东认为金穗公司给他的供货存在质量问题，要求退货未果，便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维权”。
1998年2月，他以骗取对方空白合同的方式，伪造了一份两公司之间的供货合同，以及一份金穗公司的付款保证书。据此将金穗公司起诉到湛河区法院，要求偿付和赔偿损失38.99万元。张耀东还以自己的工厂和一处私有房产为担保，申请了对于金穗公司的财产保全。之后，金穗公司向舞钢市公安局举报张耀东诈骗，张耀东因此被逮捕，后被判刑。
此前的民事诉讼过程中，金穗公司因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而导致停产。张耀东被捕后，该公司向湛河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被拒，于是，金穗公司及其员工开始上访，并找媒体曝光。后经平顶山市政法委的协调，湛河区法院补偿金穗公司经济损失75万元，并裁定将张耀东提供的担保财产予以变卖，交付给金穗公司。
经张耀花常年上访，2010年，湛河区法院在对张耀东信访一案的处理答复中承认，法院前述的财产处理存在三处瑕疵：第一，对于金穗公司的损失数额未经诉讼程序进行认定；第二，对于张耀东的担保财产，并未经法定程序评估价值和公开拍卖，而是直接作价；第三，并未告知张耀东有不服此裁定可上诉的权利，剥夺了他的上诉权。
除认为财产处理不公以外，十年有期徒刑的刑罚，也让张耀东感到冤枉。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民事纠纷中的欺诈行为，不构成刑事案件中的诈骗罪。
张耀花一开始曾拒绝为弟弟上访，她只念过三年书，觉得文化水平有限，无法讲清弟弟的冤情。张耀东却坚持，“哪怕只说三个字，‘我冤枉’也好，否则就不认你这个姐姐了”。
张耀花只得放弃一切，走上上访之路。她曾穿着“冤衣”到天安门广场向国旗下跪，曾因“非法上访”被拘留过七次，也曾作为访民代表被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接见。具体赴京上访了多少次，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2007年时，全国人大一位信访工作人员告诉她，仅这一处地方，她就来过72次。
2007年3月，张耀东因在狱中工作时导致手指残疾，被提前两年释放。他也开始了自己的上访之路。
2010年3月29日，平顶山中级法院作出再审的终审判决，将张耀东的诈骗罪改为妨害作证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据此，杨耀东实际多坐了三年多的牢。
2010年11月30日，湛河区法院作出答复，就张耀东曾被变卖的担保房产，按原面积返还住房一处，并赔偿相应财产损失，一次性给予适当救助，作为以后生活和做小生意的启动资金。
但是，由于相关的承诺迟迟未能落实，张耀东又始终坚持自己无罪，上访之路并未终止，直到他身亡北京。不同的选择
2012年11月16日，张耀东的儿女在父亲死亡之后的赔偿协议书上签字。对此，张耀花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们“昧了良心”。
事实上，在那之前，平顶山官方曾答应，鉴于张耀花十年上访所做出的牺牲，赔偿的330万元中，有30万元应属于她。11月26日，湛河区法院已将300万元现金打入张耀东儿女的账户，并让他们转告张耀花，必须写一份“自白书”，承认此前她在网上曝光的信息都属虚假，否则不会给她那30万元。
张耀花则坚持认为，这是官方言而无信。自己之前的两次签字，已经昧了良心，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那钱就算不要，也不会就此息访。
而张耀东的儿女则认为，两个家庭早已为此付出足够的代价，父亲甚至付出了生命，他们不愿意继续无望的上访路，平平安安地生活，比什么都好。
他们告诉财新记者，1998年张耀东被捕后，家里的所有财产都被警方查没，包括他们当时居住的房子。从此之后，曾经在当地还算风光的一家几口人，就此散落。张耀东进了监狱，妻子先回娘家，后到街上扫地、捡垃圾过活，三个孩子也在各亲戚家辗转流浪。长子张浩回忆，在此期间，他和弟弟半年内曾吃了28箱方便面。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张耀花家。十年来，她忙于为弟弟上访，没时间照顾家庭。小儿子由于没人照顾，学业荒废，最终只初中毕业。丈夫为此很生气，一度不给她开门，直至今日，也很少和她说话。
2010年，张耀东的长女张培和丈夫积攒了部分积蓄，在郑州开了一家小店，将母亲接来，两个弟弟也才往郑州聚集，失散的家庭得以重聚。
张耀东出狱后，湛河区法院曾为他租了一年多的房子，每月提供生活补助。其余时间主要住在老家叶县，将主要精力用于上访。老家的人说，张耀东平时为人仗义厚道，当年风光的时候，常常照顾村里的孤寡老人，并为村里修了两座桥。后来被判入狱，总觉得抬不起来头，非要把案子翻过来。
此前，儿女们曾多次劝说他息访，到郑州团聚，过正常人的生活。张耀东一直拒绝。张培说，对父亲的选择，他们只能理解和支持。而对父亲最后的蹊跷死亡，他们无力再追究。
而张耀花，依然每日惦念着为弟弟伸冤。12月3日，她还喃喃地对财新记者说，“市政法委的人告诉我，耀东的那个刑事案就快撤了，你们能不能帮我问下，大概还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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